映象新闻

我们拿市场经济的价格模型来分析，如果我们承认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均衡，即劳动力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在——边际资本收益、即利率（平均利润）加边际劳动力收益。

这种主体的缺位，在西安兴教寺拆迁事件中，体现为寺庙的僧侣等主人，却没有任何说话的权利，甚至他们连退出申遗的权利都难以实现(一位文物部门的领导告诉记者：申遗已不是个别单位、地方政府的事情)，只能求助了社会舆论。因此，在各种看得见的成绩面前，官方几乎总会是理直气壮地宣布这是一个成功的模式。

但这样的算账法其实挺糊涂的，一个免费的5A景区、大片的免费公园，对于手拥大片高价地盘的政府或开发商来说，这仅仅是出让微不足道的蝇头小利以堵住民众之口罢了，但一些民众似乎就被这样的外在陶醉了，这华丽的景观背后是高昂的房价、是大笔大笔的资金流入到开发商与政府的手里，而这些资金的源头，正是来自广大的民众。对于普通的市民来说，也很有可能因为外在直观感受而认同这种发展理念，比如在外界批评曲江模式时就有很多西安的朋友说到：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破破烂烂，现在看着赏心悦目、景色宜人，是现在西安为数不多可以拿得出手的地方，带着外地朋友来参观挺自豪的，环境好了，公共绿地多了。只有了解了其中运作的政治经济逻辑，才能更好理解为何屡屡有罔顾民愿甚至引起民怨的官商合谋与民争利的事件发生。更进一步，如果把凤凰古城整个事件放到当下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中考察，完全可以当做一个中国地方政府决策失当的经典案例，比如罔顾民众利益有与民争利的嫌疑、未经合理合法程序作出决策引发民怨沸腾乃至走上街头，而且在事后的处理上也很简单被动…..因此，归结到最后，无论城市如何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不能让当下政治经济逻辑遮蔽民众基本权利，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民众能够参与到这个城市化的进程中，让民众有更多的博弈渠道，以使得在这样的发展中一旦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有充分的权利与能力去维护自身的权益，建设一个真正以人为本的城市。这种繁多的模式背后，其政治经济逻辑是一样的，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与经济的高度亲密结合，权力与资本合体，权钱一体化，玩空手套白狼的游戏。

从2001年至今，凤凰古城以坐火箭的速度，由一个萧条的偏僻小城，成功跻身为国内热门旅游城市。作为西安当地最大的旅游集团，曲江文旅是在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领导下，由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2004年7月投资设立的大型文化旅游企业集团。制造业对于就业的带动力相对较弱，一个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增加仍然带动1.6个本地服务业的就业。

一方面，人们需要更多地开车去消费服务业，造成低密度社区与市中心的通勤压力，加剧交通拥堵和尾气排放。主张以业控人的人忘记了一件事，那些目前已经到城市来的人们，绝大多数人是因为城市对他们有需求才来的。同样道理，即使在美国，高科技产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也同样带来对于服务业的需求，其中，服务业的很多从业者都只有高中以下的教育程度。问题并不只是这样简单。

而低密度的社区本身则成了睡城。换句话说，不少人住在浦西，上班在浦东，宁愿承受堵车之苦，也不搬家。

低密度导致服务业供给不足，进一步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外来高端人才的太太和孩子的生活当然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空气质量、外语服务、双语教育。结果呢？相对于低技能劳动力来说，高技能劳动力容易在大城市供给过多，于是出现大学生工作难的现象，大量低层次就业(underemployment)的现象出现，大学生在做银行柜面的工作，大学里的秘书甚至是研究生毕业。问题在于，很多地方将花园城市理解成了低密度和宽马路，这就错了。

真实的情况是，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在一个城市中是互补的。这些外地人的失业率远远低于本地居民，若不是因为有对于他们的需求，他们找不到不作，也就不来了。低密度的结果是，街道上的人流少，而人流少的地方如果要发展服务业，就达不到服务业所需要的进门人口，实现不了盈利。美国的研究发现，每一个高科技产业的就业可以带动5个其他行业的就业岗位，其中，2个是相对高端的服务业（比如医生和律师），而另3个则集中在消费型的服务业（如售货员和餐馆服务员）。

更有趣的是人口密度与物价的关系。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欢迎高技能者，是否就意味着应该采取政策去挑选劳动者，限制低技能者落户本地呢？城市居民抱怨，周围怎么那么多外地人？而且很多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有些城市出于直觉，认为应该以业控人，在城市里要淘汰落后产能，有些城市甚至采取切实措施，清理低端产业。

另一种情况是，当一个城市的产业不断升级的时候，高技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不断地提高，其产生的消费性服务需求（比如餐饮和家政）也不断增加。在我们的对比中，高人口密度社区的餐饮、健身房、KTV、咖啡厅、超市、水果店等的数量远远超过低密度社区，而且前者的餐饮业上座率也明显高于后者。

但不可忽略的是，价廉物美的生活服务业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这是人才公寓之类的硬件所不能替代的。由于浦西的社区人口密度高、人流量大，出货速度很快，资金周转率高，同时，商铺的固定投入被货物量分摊，高密度的商铺之间还形成了竞争，这些都有利于降低物价。虽然类似瓶装水这样的标准商品是厂商统一配送的，不同地方没有价格差异，但蔬菜、水果的价格是商铺自己定的，浦西社区的蔬菜和水果价格更低，新鲜度更高结果呢？相对于低技能劳动力来说，高技能劳动力容易在大城市供给过多，于是出现大学生工作难的现象，大量低层次就业(underemployment)的现象出现，大学生在做银行柜面的工作，大学里的秘书甚至是研究生毕业。对此现象，可以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这里的政府和居民会想，我们的城市应该更多地欢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技能者。

进一步的结果就是，此类服务的需求相应下降，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高技能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质量下降。而另一方面，这其中恐怕还有低效率的问题。

在一个生产单位里，既需要工程师，也需要清洁工。由于各个城市都给予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或一定技术职称的人）获得本地户籍的优先权，在户籍与福利挂钩的情况下，高技能劳动者受到了留在城市的鼓励。

在我们调研的浦东低密度社区，到了周末，很多人选择开车外出，到别的地方消费，本区域的服务消费受到了制约。同样道理，即使在美国，高科技产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也同样带来对于服务业的需求，其中，服务业的很多从业者都只有高中以下的教育程度。

同时，收入分配中劳动所得的比重持续走低，也成为制约老百姓服务消费的重要因素。外来高端人才的太太和孩子的生活当然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空气质量、外语服务、双语教育。除了这些原因之外，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也要做检讨，如果不及早纠正，将遗害多年。另一种情况是，当一个城市的产业不断升级的时候，高技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不断地提高，其产生的消费性服务需求（比如餐饮和家政）也不断增加。

换句话说，不少人住在浦西，上班在浦东，宁愿承受堵车之苦，也不搬家。而低密度的社区本身则成了睡城。

但不可忽略的是，价廉物美的生活服务业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这是人才公寓之类的硬件所不能替代的。这些外地人的失业率远远低于本地居民，若不是因为有对于他们的需求，他们找不到不作，也就不来了。

他访谈了一些曾在上海工作，后来又离开了上海的外籍（含港籍）人士，问他们什么是让他们留在上海的关键。制造业对于就业的带动力相对较弱，一个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增加仍然带动1.6个本地服务业的就业。

三、挑选劳动力技能的后果我们运用中国数据所做的分析显示，与小城市相比，大城市的制造业和体力型服务业中有更高比重的劳动力是大学毕业生。浦西是传统的市中心，优质的教育资源大都集中在浦西，结果，一些原本住在浦东的人，也为了孩子而搬到了浦西。大城市对于大学毕业生有吸引力，有利于发展现代服务业。如果将花园城市理解为花团锦簇，绿树成荫，这本身并不错。

但是，同一个国家内部的城市之间，却不应照搬一个国家对外国移民的政策。进入 陆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服务业 。

主张以业控人的人忘记了一件事，那些目前已经到城市来的人们，绝大多数人是因为城市对他们有需求才来的。过去十年，中国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从2001年的40.5%增长到了2012年的44.6%，正在靠近标志性的50%的门槛。

低密度导致服务业供给不足，进一步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的对比中，高人口密度社区的餐饮、健身房、KTV、咖啡厅、超市、水果店等的数量远远超过低密度社区，而且前者的餐饮业上座率也明显高于后者。